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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僅是單就污染源本身來看，北京狀況並不是非常嚴重，由於產業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北京除瞭尾氣排放外並沒有主要污染源，至少和中國許多地方相比，要好多瞭。”| 文 ·本刊實習記者 蔡爽11月初的北京已完全褪去瞭秋天的味道，但上班高峰期的景象卻仍然是老樣子：在位於城市核心區的國貿地鐵站裡，一群群衣著時尚的年輕人大多嘴戴口罩，密切關註著頭頂懸掛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城市空氣質量播報。“又是重度污染，這已是第三天瞭！”不遠處的小夥子微聲自言自語著。彼時，同樣是在北京，《環保法》正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三審，在業內人士看來，這部已許久未動的大法與中國的環保事業息息相關。在這個秋末，兩張緊密相聯的考卷一起，正在檢驗著這個國傢的政府、社會和公民對環境的態度。“如果僅僅是單就污染源本身來看，北京狀況並不是非常嚴重，由於產業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北京除瞭尾氣排放外並沒有主要污染源，至少和中國許多地方相比，要好多瞭。”達爾問環境研究所所長赫曉霞的話超出瞭許多人的意料。達爾問再出發也許正是上述這種不同於公眾普遍觀感的角度和眼光，使以達爾問為代表的環境類NGO（非政府組織）成為瞭我國環保事業一道獨特的風景。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人經常蹬著自傢的三輪來到北京三義廟，叫上一個叫做楊東平的年輕人去不遠處的紫竹院公園長談。這位老者便是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而楊東平，後來的著名教育學者，得以和梁從誡一起參與瞭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發起。據相關學者調查，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其實早已存在。從最早扶貧濟困的“善堂”、“善會”，到鄉村共濟、鄰裡互助的各種“合會”、“義莊”，甚至是崇尚風雅、交流同道的“詩文社”都可算在該范疇裡，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非政府組織卻是在改革開放後才漸漸興起的。截至2012年，全國僅環保類NGO已超過4,000傢，有類似達爾問這樣已正式在區級民政部門註冊的，有尚未註冊自由生長的，更有很多學生社團、草根組織加入進來，精確數字難以統計。“就北京甚至全國來看，自然之友無疑是一股重要力量，現在很多做得不錯的組織當初也是從他們分離出來的。”赫曉霞解釋道。但達爾問卻並非如此，它的故事更像是中國眾多社會組織成長的縮影。2008年，赫曉霞剛剛從北大環境學院博士畢業，大學時的她就經常參加環保類社會調查，畢業後赫曉霞索性來個無縫對接，並沒有找工作遞簡歷而是繼續自己大學時的興趣。在活動中，她慢慢認識瞭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傢普遍有感於中國社會環保力量的薄弱，於是決定成立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北京市朝陽區達爾問環境研究所，Green Beagle）。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繼續探索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一方面可以進行環境科普以激發公民意識。在這些最初的發起人中，有媒體記者，有高校畢業生，也有企業傢，赫曉霞則繼續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自己最感興趣的農村環保調查中去。初期的民間環保組織被批評者認為是“種樹、撿垃圾、開講座”——甚至是“周末郊遊式組織”，他們的發起者基本是一批環境記者，隻因為“他們關心到環境問題，有自己的資源”。達爾問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9年。“政府和社會對NGO的包容還是在逐漸變好，09年北京市朝陽區集中放開瞭社會組織的註冊登記，不僅是我們，很多環保類社會組織都是在那個時候註冊成功的。”赫曉霞回憶道。綠色和平中國辦公室項目總監施鵬翔也向記者表示：“在我們剛進入中國內地時，很多人都覺得綠色和平除非拋棄國外的工作手法，否則不太可能在中國生存很長的時間。但我們沒有放棄機構的DNA，堅持獨立，堅持批判，堅持行動帶來改變，並且很好地生存瞭下來。我覺得，是人們在一定程度上低估瞭中國在這個領域的開放度。”事實上，我國95%以上的環保民間組織遵循“幫忙不添亂、參與不幹預、監督不替代、辦事不違法”的原則，尋求與政府合作，認為存在一些矛盾的隻占3.3%。2010年，達爾問逐漸開始走向瞭正軌，但赫曉霞坦言現在的他們仍處在摸索轉型期，這種轉型最明顯的部分莫過於涉及領域和參與方式上。“我們更加希望采取的方式是漸進性的根本解決之道。”赫曉霞相信，多傳播一些積極、科學、正面的東西會更有利於中國環境問題的真正解決。而在參與方式上則主要是環境調查的偏重：幾年前，中國有些地方曾經談電磁色變，隻要建高壓電站便經常會出現群體性事件。發現問題後，赫曉霞決定親自帶隊，在大量的實驗、研究和專傢采訪後，她發現，高壓電站產生的電磁對於普通人並沒有很大影響。近年來，經過達爾問不斷的普及教育，因電磁而引發的沖突開始慢慢變少。“很多事情無法輕易判斷對錯，實際上隻是自己的選擇，大傢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方法卻不盡相同，最後也不一定殊途同歸。具體到我們，就像達爾問的口號一樣：主動求知，自我科普。”赫曉霞如是說。中國困境學者普遍認為，2008年“汶川地震”的發生，是中國社會力量崛起的標志性事件。舉國震驚之後，更多的人開始希望用自己手中的力量幫助需要的人，那些早已存在的環保NGO也開始逐漸認清方向。自那時起，在社會力量壯大與中國環境污染加劇的雙重背景下，環保類社會組織逐漸成為公眾關註的焦點之一，一場全社會的環保運動也開始醞釀。然而在采訪中，多位環保專傢都有這樣的感受：在中國環保事業的主體中，政府和社會並不缺乏動力與目標，但企業卻截然相反，由於成本約束與監管缺失，企業往往認為自身實力不濟無法承擔責任而傾向於轉移或隱藏矛盾。慢慢地，環保事業的發展逐漸演變形成瞭三方一分為二相互角力的“中國困境”。“環保的責任企業並非無法承擔”，赫曉霞認為，即使企業不承擔環保責任，也一定會有其他的負擔需要背負。“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相關負責單位收瞭錢、企業付瞭錢，而環境遭到瞭破壞。”而對於小微企業來講，因為成本限制，更好的選擇也許是政府能夠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應該包括為中小企業提供環保補助。“污水處理廠是政府建的，垃圾處理廠也是政府建的，但現在很重要的問題是許多基礎設施都無法運行。”特別是在廣大農村，由於我國的城鄉二元體制，農村用於環境保護的人、財、物嚴重不足且僅有的資源也並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前兩年的一則新聞報道，某省，在當地，環保部投資八千多萬建設的大型污水處理廠，根本就是豆腐渣工程，投資款項的用途也已無從查證。而在另一些省份，雖然國傢會投資建立一些垃圾桶或垃圾池以存放垃圾，但卻並沒有給予收集、處理垃圾的資金，很多農村空有基礎設施，但沒有配套項目跟上，到最後還是垃圾滿天飛。”赫曉霞這樣對記者說道。而在施鵬翔眼裡，三無企業的大量存在和無序發展也是農村的重要問題之一。歸根結底，環境問題仍是發展問題，而發展則必然有先有後。包括赫曉霞在內，許多民間環保組織都希望走專業化道路，以小規模專業化團隊為火車頭，帶動社會這列大車廂，但現實的世界卻總是殘酷的。和類似專業化這樣的道路困境相比，經費問題也許更是中國所有社會組織都不可避免會遇到的首要問題。事實上，前兩年，由於經費不足，在NGO組織中，96%的全職人員薪酬在當地屬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四成多的全職人員不領薪酬，超過一半的全職人員沒有任何福利保障。其中民間自發組織和學生環保社團中擁有固定經費來源的僅為兩成左右。甚至有人統計，81.5%的環保NGO籌集的經費在5萬元以下，76.1%的環保NGO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主要還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中國的環保NGO發展得太不健全。”赫曉霞認為，中國NGO組織太不成熟，經費困難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很認真地想，對所有非政府組織來講，你必須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看你自己能做一些什麼事情，我認為隻要事情做好資金也不是問題，現在NGO在國內遇到很多困難，原因的很大一部分也在於自己的不夠成熟、不夠強大。”發動一切力量大自然保護協會是一傢總部設在美國的環保組織，1998年進入中國。2010年5月，阿裡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卸任阿裡巴巴集團CEO職務，出任大自然保護協會中國主席。在就職儀式上，馬雲對記者說，“可持續發展是全球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為瞭減緩自然世界面臨的種種威脅，我們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動，我們共同的努力將實現保護地球的目標。企業傢要負責效率，科學傢要提供正確的方法，社會科學傢應能更加巧妙地將信息傳達給更多人知道。”和馬雲轉型環保事業幾乎同步，阿裡巴巴集團也兌現瞭將每年營收的千分之三投入阿裡巴巴基金的承諾，該基金在多個省份資助瞭旨在恢復清潔水質的系列非營利項目“清源行動”。另一方面，即使環境問題如今已如此深刻地影響著這個社會，眾多環保類NGO卻並沒有明顯感覺到春天的到來。風起雲湧的民意能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公共事件解決的成敗，但不易把控的方向卻讓所有參與者望而卻步。對於公民的作用，各方歷來爭議頗大，但發生在上海的一個環保事件卻成瞭這場爭論的一個有趣註腳。幾年前，上海啟動排海工程，該項目在設計之初本已充分考慮到環境承受力，而采用直接排入大海的方式。但住在大海周邊的商戶和居民在沒有調查的前提下，認為這會嚴重威脅到他們的健康和生意，於是進行瞭大規模抗議。最終迫於維護穩定的壓力，地方政府決定將廢水直接由少人居住的地方排入長江，而這更糟。表面上，公眾的參與改變瞭政策制定導向，但實際上卻並沒有為環境帶來實實在在的益處。赫曉霞告訴《中國新時代》記者，與公眾的關系遠近是達爾問一直思考的問題，也是許多項目需要最先考慮的，但她並不贊成公眾過度參與公共事件，“公眾除瞭直接抗議還是有很多參與機會的，比如污染源監督。行政監管部門人力、物力、財力很有限，尤其是當下政府配置資源的倒金字塔結構，導致基層部門沒有能力完成眾多職能。如果渠道暢通，公民應當能在環保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NGO與政府的關系也在持續改善，特別是2013年3月中國新一屆政府履新以來，我國的環境保護問題提升到瞭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隨之而來的則是中央巨額的資金投入與地方政府大量政策的密集出臺。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就稱，“山東的環保建設要以主流民意為出發點，充分發揮民間環保力量的作用。”綠色龍江總幹事張亞東告訴記者，他們現在的環保公益行動已經和政府進行瞭有效的合作，特別是環境教育等，這都取決於大環境對環保NGO認知度的提高。包括做企業信息公開申請以及調查工作，環保部門都給予瞭大力的協助。現在不光是環保部門，到社區進行宣傳等工作時，當地政府也給予幫助。“因為他們明白你在做什麼。現在比前兩年阻力小瞭。”張亞東欣慰地說。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相關數據，在世界范圍內環境問題的一大趨勢在於以轉移代替治理，由發達國傢轉向發展中國傢，由沿海轉向內地、由城市轉向農村。而如果單純從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角度看，現有的環境問題都能被解決，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詮釋瞭為何發達國傢一般環境問題相對很小的原因。“公民素質整體的提高，往根上講要從教育上抓，單純的喊口號沒用，應從根本上解決一代人的觀念問題，這樣即使這一代人無法解決問題，下一代也有希望。”iearth-愛地球項目經理郭雪峰解釋道。實際上，在現實語境下不論是環保事業還是以推進環保事業為己任的非政府組織，雖然整體向好，但也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而像達爾問這樣已登記在冊的環保NGO則更需要政府更進一步的支持。“前段時間我看到新聞說某市政府希望購買該市社會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卻找不到符合條件的非政府組織。這時我會更希望政府可以進行培訓，而不是遇難而退，我們的目標都是為瞭建設我們的美麗中國嘛。”赫曉霞笑著說道。漆器的前世今生伴隨著漆器藏品在拍賣市場表現出的不俗成績，被人們視作唯一能以時代姿態代表中華文明的傳統器物——漆器，逐漸重新回歸人們的視野| 文 ·本刊記者 王志琴從2001年開始，漆器在拍賣市場上屢創佳績。據悉，2001年，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上，一件明永樂“剔紅牡丹花卉大圓盒”以1,287.37萬元的高價成交。2006年，香港蘇富比曾以606.3萬港幣拍出一件清代“乾隆剔紅禦制詩筆筒”；中國嘉德以550萬元拍出一件清代“乾隆脫胎朱漆題詩菊瓣形蓋盒”。2008年，一件明永樂“剔紅雕雙鳳蓮花盞托”在香港佳士得以3,314萬港幣成交。伴隨著漆器藏品在拍賣市場表現出的不俗成績，被人們視作唯一能以時代姿態代表中華文明的傳統器物——漆器，逐漸重新回歸人們的視野。百裡千刀一斤漆所謂漆器，就是用漆塗在各種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藝品和美術品。根據有關資料記載，漆器早在新石器時代至商代就已出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瞭朱漆木碗和朱漆筒，經過化學方法和光譜分析，其塗料為天然漆。夏代之後，漆器品種逐漸增多。戰國時期，漆器業獨領風騷，形成瞭長達五個世紀的空前繁榮。到瞭明清兩代時，中國漆器發展到瞭全盛時期。漆工藝與建築、傢具、陳設相結合，並由實用轉向陳設裝飾領域，進入瞭以斑斕、復飾、填嵌、紋間等技法為基本工藝的新時代。著名文物專傢王世襄先生曾用一句話概括瞭明清兩代漆工藝的成就：“不同髹飾變化結合，迎來漆器的千文萬華。”雖然漆器出現和使用歷史久遠，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漆器的制作難度大、周期長、成本高。“百裡千刀一兩漆”的說法對於熟悉漆器制作工藝的人並不陌生。其表達的意思是，古人在采集原料時，要走一百裡路，在漆樹上割一千刀，才能得到一兩生漆。而對於漆器制作來說，必須經歷制胎、水裱、推光、生漆調細等上百道工序，稍有疏忽，就可能前功盡棄。制作和陰幹更是十分費時，所以每一件漆器完成往往需要歷時幾個月，成品還需要密閉在陰室裡更長的時間。天津市文物公司張宏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清時期，一年可能燒制百萬件瓷器，而漆器隻能做二三十件。”時至今日，漆器加工依然沿襲著復雜的工藝。福建漆器工藝研究專傢嚴明就表示，當代漆器無論造型技巧比起古代都毫不遜色，制作工藝十分嚴格，光是脫胎成型，髹漆研磨，每件工藝品前後須經數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才可成品。因此，對於這些色澤華麗的器物，甚至有人稱贊，“假如玉器代表中國人的高雅非凡，瓷器象征中國古文化的精髓，那麼，漆器就是當仁不讓的古代奢侈品。”漆器在揚州作為與北京雕漆、福建脫胎漆、成都銀片絲光漆器、山西推光漆器並稱為中國五大名漆的揚州螺鈿漆器，在整個漆器史上是不能繞過去的話題，也成為揚州人乃至江蘇人引以為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揚州，揚州漆器廠辦公室主任孫衛華向記者講述瞭揚州漆器的輝煌歷史。古城揚州是中國木胎漆器的發源地，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漆器便已發端並開始進入人們的生活。漢代時，揚州漆器達到瞭相對發達的水平，揚州至今出土的多件漢代時期的漆器，不僅品類繁多，工藝水平亦可見一斑。唐代，揚州漆器不僅作為重要的貢品上供朝廷，同時還通過著名的鑒真東渡事件遠播日本，對東南亞國傢漆器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明清時期，揚州漆器產業發展達到鼎盛時期，不僅出現多名漆藝大傢，同時漆工藝也達到歷史最全的時期，揚州還出現瞭漆器作坊林立的漆貨巷，享譽一時。然而臨近解放前期，如同其他行業一樣，揚州漆器行業也因社會動蕩不安而面臨著人絕藝亡的境地，傳承千年的漆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幸運的是，1955年，在黨和地方政府的關心下，散落在民間的16名漆器老藝人被組織起來成立揚州漆器生產合作小組，奠定瞭今天國營揚州漆器廠的發展基礎。”孫衛華如是說。孫衛華告訴記者，經過近60年的發展，揚州漆器廠在全國漆器行業中異軍突起，產銷居全國漆器同行前列。自2004年以來，揚州漆器精品連續幾年獲得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作品暨國際工藝美術精品博覽會的最高獎項，被業界稱為是“揚州現象”。2005年，揚州漆器髹飾技藝被評為首批國傢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揚州漆器廠是這個項目的唯一保護單位，也是唯一一傢享有“揚州漆器”地理標志使用權的企業。之所以能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於髹飾技藝的復雜。孫衛華告訴記者，髹飾工藝主要有點螺、純雕漆、雕漆嵌玉、骨石鑲嵌、平磨螺鈿、刻漆、彩繪等十大類，而這些工藝的運用為漆藝傢具、室內裝飾品、旅遊紀念品、禮品、酒店用品、收藏品等增加瞭獨具中國傳統色彩的魅力。對此，揚州非遺專傢管世俊表示，借助傳統的手工藝，將古老的民俗產品用現代的手法表現出來，首先在一古一今的跨越上就很有意思。“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多民俗產品肯定會不見蹤影，而‘揚州工’將其‘再現’，重拾瞭那份文化的記憶。”這一切的成就，在孫衛華看來，不僅展示瞭揚州傳統工藝的整體實力和魅力，更是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創造瞭良好的社會效益。同時也符合這個企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依靠外銷為主的歷史經驗，努力拓展國際市場，為展示中國傳統漆工藝的雋永魅力做出貢獻的策略。由於社會的迅猛發展和工業文明的沖擊，漆藝雖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瞭國傢的保護，但是我們卻也不得不正視大漆“百裡千刀一兩漆”的特性和髹飾繁復的工序給漆器行業帶來的難題。業界人士依然認為漆器在傳承上面臨人才斷層、手工藝失傳的危機。對於這樣的危機，揚州漆器廠和揚州政府有關部門也有著清醒的認識，“揚州漆器屬於傳統手工藝產品，工藝的傳承也是其得以發展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元素。兩千多年來，傳承的是技藝更是文化。傳承的核心則是人才隊伍的培養。”盡管目前揚州漆器行業擁有國傢級工藝美術大師4人，省級工藝美術大師名人20多人，實力不可謂不強，但為瞭促進揚州傳統手工藝人才隊伍的建設和培養，他們也在不斷探索著。孫衛華告訴記者，“揚州市人民政府出臺瞭大師帶徒津貼制度，對促進揚州漆器傳統技藝的保護發展起到瞭重要的作用。在企業內部，以我們揚州漆器廠為主，普遍實行瞭傳統的師帶徒的技藝傳承方式，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瞭手工技藝傳承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網上賣菜的背後難事雖然很多消費者認為，網絡買菜已成為快節奏城市生活中市民消費的新趨勢，不少人也躍躍欲試，打算開一傢自己的網上菜店。但是，聽完過來人的感受，你就會發現，網上賣菜並不是想象中那般簡單| 文 ·本刊記者 李鈺足不出戶，鼠標一點，在約定的時間，就會有專人把你想要的新鮮蔬菜送上傢門。這在互聯網異常發達的當下，已經不是一件稀奇事瞭。網上買菜的人異常輕松，但是在互聯網另一端賣菜的人卻恰好相反。走俏的網上菜店2013年3月22日，北京天安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網上商城終於上線瞭。這個籌備瞭近一年的網站，也加入瞭各種銷售生鮮的電商競爭中，開始專門銷售自產的蔬菜。提起天安農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公司，但若說起小湯山蔬菜，估計北京大部分市民至少都有所耳聞。沒錯，小湯山特菜基地是天安農業公司的前身。目前，天安農業除生產無公害蔬菜外，還有一部分有機蔬菜。它已經在北京140多傢大型超市建立瞭小湯山蔬菜專櫃，也因此成為北京市商超覆蓋率最大的蔬菜品牌，除此外，還為北京多傢政府機關及大型企事業單位供應蔬菜。可以說，天安農業已經培育瞭比較龐大的消費群體。既然已經擁有瞭比較成熟的客戶渠道，為什麼還要花人力、財力和精力開通網上商城？“公司開通網上商城，是想達到三個目的：一是通過網上渠道，對企業及企業產品進行宣傳；二是提高自身服務水平，以前我們隻能通過電話訂貨和提交訂單，錯誤率比較高，而且很容易發生電話占線，顧客經常打不進電話來，有瞭網上商城，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三是通過網站渠道，能夠實現一部分生鮮的銷售。”天安農業公司總經理林源向《中國新時代》記者解釋道。天安農業銷售生鮮的網上商城，在電商界並不新鮮，在此之前，已經有多傢生鮮電商出現在人們的互聯網生活中。2010年4月，從事電子商務的九城集團推出瞭國內首傢專業提供新鮮食品的網上超市——沱沱工社，實現瞭B2C領域的“新鮮日配”，為消費者供應包括農場直送新鮮蔬果、特色美味、母嬰營養搭配、有機美食、生活必需品等在內的16個大類、上萬種商品。在百度裡輸入“網上菜店”，可以發現不少城市都已經有瞭這種網上售菜渠道，有的是自己種菜自己賣，有的則是從菜農那裡采購後賣給網絡那端的市民。在京東商城、淘寶網、糯米網等網站上，也能看到不少新鮮食品的身影，很多都是各地的特色產品，還有一些農莊提供的產品。某購菜網站負責人表示，不少銷售蔬菜的網店，沒有自己的蔬菜基地，他們基本都實行采購、檢查、包裝、配送一條線的點到點服務，主要到農莊和田裡收，少數到批發市場收。相對高端一點的網站，大多銷售一些生態農業基地的產品，主打“綠色、無公害”蔬菜，很受白領們的肯定。林源介紹說，天安農業網上商城將客戶定位為中高端消費群體，服務手段及渠道和其他生鮮銷售的電商相比大致相同，但與其他電商銷售的生鮮產品相比，天安農業網上商城則要更專一些。“我們的產品更偏重蔬菜，即使附帶銷售雞蛋、面粉，也是我們公司生產加工的。同時，蔬菜的配送也是完全由公司自己的配送人員完成的，而非交由其他第三方負責。”經過大半年的運營，林源表示網上商城已經基本實現瞭開通之前公司設定的目標。他說，因為網站的出現，天安農業公司新增會員四百多人。以前，公司與各位會員的聯系都是通過線下，開通網站後，一些線下的會員隨即轉到瞭線上。根據對公司客戶的統計發現，通過網絡訂購天安農業蔬菜的，大多是30-40歲左右、收入比較高且穩定的人群。他們或多或少地通過商超、采摘參觀及媒體報道等渠道，對天安農業的蔬菜有瞭一定的瞭解，希望能夠得到蔬菜生產加工企業的直接服務。現如今，各種網上菜店已經在全國各大城市走俏，成為風靡網絡的電商隊伍中的一份子。這些蔬菜電商大多采用基地直接供貨模式，節省瞭中間的物流費用，通過電子商務的形式運營，又節省瞭店鋪租金，因此供應的生鮮價格基本與市場價持平。這種模式中買菜的便捷性，也肯定瞭各種網上菜店存在的價值。店主的煩惱雖然很多消費者認為，網絡買菜已成為快節奏城市生活中市民消費的新趨勢，不少人也躍躍欲試，打算開一傢自己的網上菜店。但是，聽完過來人的感受，你就會發現，網上賣菜並不是想象中那般簡單。林源說，為瞭開通網上商城，公司花瞭30多萬元專門開發軟件，加上之後各種硬件方面的投入，僅僅一個網上商城，就支出瞭70多萬。這一大筆錢，並不算網點主營產品——各種蔬菜的成本支出。記者瞭解到，天安農業生產的無公害蔬菜和有機蔬菜，基本上靠人工種植，在這個工價連連攀升的年代，蔬菜成本自然難以降低。林源表示，在規模各異的蔬菜電商競爭中，要想存活下來並且有所發展，必須解決好三個關鍵問題：首先是保證蔬菜的質量，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隻有確保供應的無公害、綠色及有機蔬菜應有的品質，才能吸引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訂購，網上商城也才有存活的動力；其次是要有良好的服務，優質的服務能夠幫助網上商城在競爭中取勝；第三是要有效地解決配送問題。隻有解決瞭如何保鮮、如何降低配送費用這兩大難題，才能真正實現網上服務，還能確保消費者買到新鮮且價格相對低廉的蔬菜，因為電商往往會把高額的配送費用分攤到蔬菜價格上。據瞭解，天安農業網上商城已經實現瞭北京市五環以內的配送，同時天通苑、回龍觀等大型社區及公司所處的昌平地區、順義地區等，都可以配送。然而，北京異常擁堵的交通，給配送增加瞭不少難題。林源認為，這是目前企業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或許像天安農業這樣的蔬菜電商，可以考慮由電商催生的另一個群體——快遞公司送貨。但是，北京菜籃子網的創始人鄭運分析說，“用快遞公司送貨的話可能會盈利，但是考慮到快遞公司在送貨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例如壓壞菜筐導致蔬菜損壞等，通常會選擇自己店鋪的員工送貨，這樣成本就有所提高，利潤方面就會降低瞭。但是目前網絡購菜還是新興事物，不應隻考慮盈利問題，從長遠發展來看，這依然是一個被看好的行業。”當記者詢問天安農業網上商城的盈利情況時，林源表示，“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專門的統計，但我覺得這個網上商城應該是不賺錢的。在網站開通以前，我們曾評估過，覺得網站銷售模式本身並不太符合當前的傳統消費模式，因為大多數消費者對生鮮產品要求眼見為實；其次我們的配送起點比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瞭顧客的購買。”“但是，即使半年，或者一年甚至兩年期的統計出來後，發現網站是虧損運營，公司還是會繼續經營網上商城。因為通過統計發現，5萬多次的網站瀏覽量，已經起到瞭對公司的宣傳作用，而且能為原本的線下客戶提供更及時、準確的服務。”林源如是說。網上賣菜正值時髦期，某業內人士認為，網絡購菜在發展中應註重農產品(000061,股吧)交易標準以及產品運輸過程的保鮮問題。同時，他也指出，這些電商們還可以采取參股連鎖超市、菜市場等方式，通過自身的平臺優勢，將更好的蔬菜、農產品投放到超市、菜市場中，讓市民吃上放心低價的蔬菜。
新聞來源ht建融屏東新園建融tp://news.hexun.com/2013-12-23/160814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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